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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资产处置的四种思维

作者:发布时间:2017-3-6 10:10:23 浏览次数:

不良资产处置的四种思维

  围绕“三去一降一补”,商业银行既要抓好信贷投放,科学确定投向和投量;也要重视做好不良资产处置工作,促进产能化解、市场出清、杠杆降低。笔者认为,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商业银行应该正确把握“四种思维”,推动不良资产处置转型创新,切实提高处置效率和效益……

 树立“价值思维”

  正视不良资产处置的特殊地位和作用

  在经济上行期,银行体系不良率较低,且呈逐年双降之势,因而在银行的经营格局中,不良资产处置往往处于比较边缘化的境地。但近年来,不良贷款的持续增加已经显著侵蚀了银行的盈利基础,不良资产处置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日益显现出来。必须树立“价值思维”,充分认识不良资产处置的价值贡献度。

  第一,不良资产是有价值的资产。事实上,“不良”一词在某种程度上误导了人们对于不良资产的认识。一块资产良与不良,其实是相对定价与未来现金流的关系而言的,只要定价精准合理,能够真实反映资产的潜在价值,这块资产就不应该被打上“不良”的标签。从这个认识出发,应该进一步树立“不良资产是有价值资产”的理念,银行不良资产既是风险高、损失大的特殊资产,但也是具有不同回收价值的资产,关键是要经营管理得当,以最大限度获取价值回报。已上市资产管理公司的信息披露显示,不良资产业务的回报率高达30%,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不良资产的内在价值。

  第二,不良资产处置是创造价值的经营行为。当前,盈利增速持续下滑是银行业面临的共同挑战。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从“开源”入手,通过经营转型,开拓新的市场、客户和业务,但也要注意在“节流”上做文章,特别是加强不良资产处置工作,尽可能降低资产损失。应该看到,通过不良资产处置,收回来的往往都是真金白银,即使是贷款形态的正常化,也会节约拨备、降低不良率,这些都会直接或间接地从财务上、风险上为全行作出贡献。可以说,破解利润—不良—拨备不确定的三角难题,不良资产处置发挥着重要作用。还要看到,当前不良资产处置面临着新的环境,主要表现在:不良资产总量大、压力持续时间长,在经济L型走势中,银行在未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都面临较为繁重的处置任务;处置难度较高,司法框架下的债权清偿实际效果欠佳,部分企业有着潜意识的逃废债冲动;不良资产“病因”复杂,导致既有恢复无望的“僵尸”企业,也有一些暂时遭受了“皮外伤”但前景良好的优质企业。所有这些,都要求银行以价值为导向,以经营管理为抓手,以转型创新为支撑,更加扎实地做好不良资产处置工作。

  第三,不良资产处置是商业银行化解金融风险、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途径。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处置的过程,既是风险化解的过程,也是信贷资源重新配置的过程。一方面,通过灵活运用包括债务重组、批量转让、证券化、债转股等在内的多种不良资产处置创新方式,可以快速降低不良率,净化资产负债表,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这一点在不良贷款生成率较高的时期尤为重要;另一方面,实施不良资产处置,有利于腾出信贷资源和监管资本,并将其投向符合国家政策导向、有生命力的行业和企业,有利于推动重点企业兼并重组和产业整合,从而助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运用“投行思维”

  不断提升不良资产处置效能

  一般而言,不良资产都是商业银行经营行为的产物,但处置不良资产不能仅仅考虑商业银行的经营方式,而是要更多地运用投资银行的理念、工具、模式,联通各个市场、整合各种资源、吸引各类风险偏好的投资者,最大限度地发掘不良资产的潜在价值。

  科学运用债转股模式。市场化债权转股权,是国家着眼于降低企业杠杆率和融资成本而推出的一项重大举措。商业银行应该认真贯彻国务院出台的债转股指导意见,积极稳妥地推进债转股工作,实现银企双赢。

  一是审慎筛选债转股企业名单。按照指导意见确定的发展前景良好、技术先进、能够盈利、无不良记录四个条件,按照债务人企业所属的不同产业行业、拟转股企业的行业定位和发展阶段、债权资产的风险类型,建立潜在目标客户项目库。优先选择符合国家政策导向、因负债率过高而暂时处于困难状态的企业,优先选择逾期、次级和关注类贷款。二是做实专业平台机构。出于效率、资金等考虑,银行一般会选择新设资产管理公司,作为实施债转股的专业平台机构。在平台建设上,要注重充实专业人才,完善运作模式和风控机制,提高经营效能。农业银行率先研究筹备银行债转股实施机构,拟设立农银资产管理公司,注册资本金100亿元人民币,专司债转股业务。三是稳妥推进债转股项目实施。坚持试点先行、摸索前进,结合参与各方的意愿和能力,成熟一家、实施一家,防止一哄而上。2016年12月中旬,农业银行与贵州省政府签订六枝工矿债转股合作框架协议,明确了“企业分立+债务重组+债转股”的运作模式。

  精准运用不良资产证券化模式。资产证券化可以打通信贷市场和资本市场,是有效处置不良资产的创新型手段,在国际上也不乏成功的先例。20世纪90年代,美国重组信托公司(RTC)运用证券化方式,累计处理不良资产4500亿美元;韩国资产管理公司(KAMCO)也采用证券化方式,处置不良资产44万亿韩元。2015年国内不良资产处置证券化重启,为银行处置不良资产开辟了一条新通道。

  不良资产证券化的难点在于资产精准定价,核心是要解决未来收益不确定性问题。为此,必须切实化解银企信息不对称,通过资产组合、证券分级等技术,精准地组合拟发行证券的风险收益特征,最大限度地降低收益的不确定性,从而有效解决不良资产出表问题。为此,要在顶层设计、方案制定、资产组合、产品沟通、价值挖掘推介等方面把工作做细做实。在这个方面,农业银行也做了初步探索。2016年7月农业银行在银行间市场成功发行了“农盈2016年第一期不良资产支持证券”,发行规模30。64亿元,发行溢价达8%,成为国内不良资产证券化重启以来规模最大的项目。

  合理运用债务重组模式。在不良资产处置实践中,债务重组是一种传统的处置方式。但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商业银行应该主动借鉴投行思维,充分发挥银行客户资源广、企业经营情况较为熟悉等优势,通过引入并购方、变更出资人等方式进行兼并重组,优化股权结构、盘活存量资产、化解过剩产能,在实现社会资源优化配置的同时,有效化解不良债权风险。近三年,农业银行通过债务重组方式,重组不良债权2806亿元,覆盖钢铁、水泥等十余个产能过剩行业,涉及企业3022户,有效“活化”了金融资源和产业资源。此外,商业银行还可以在监管部门政策指导下,通过不良资产收益权转让等创新方式,进一步拓宽不良资产处置渠道,提升处置能力。

  强化“协同思维”

  构建不良资产处置的共赢格局

  银行不良资产处置,对外涉及多个市场主体,对内涉及多个业务部门。与此同时,互联网技术也正在逐步渗透,因此必须强化协同思维,努力形成多方共赢格局,更好地做活资产、做大市场、做高回报。

  强化外部行(银行)司(资产管理公司)协同。行司合作批量转让是在金融不良资产批量转让政策框架下,结合国内批转市场实际而开展的一种处置创新形式。近几年,在不良资产批量转让业务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受让主体较为有限、市场竞争相对不足、不良资产价值难以充分发现等问题。特别是在银行业不良资产生成较快时期,批量转让市场总体呈现供大于求的格局,买方市场特征明显,不良资产折让幅度较大,目前大型银行不良资产批量转让总体受偿率一般在债权本金的2折到3折,对利润侵蚀明显。

  从实践情况看,在不良资产处置领域,行司各有其优势。银行的优势在于自上而下有一支专职和专业的不良资产处置机构队伍,熟悉客户与资产情况,不良资产处置经验丰富;资产管理公司的优势在于有着比银行更为灵活宽松的不良资产处置政策,在不良资产重组、证券化、债转股等投行化处置手段方面空间更大。这就要求行司之间加强协同,通过制度安排,形成优势互补,把零和博弈转化为共赢格局。具体做法可探索:商业银行通过市场化途径将不良资产向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转让后,由资产管理公司继续委托银行进行清收处置,以最大限度地提升不良资产处置价值。通过强化行司协同,既可以有效缓解银行不良资产短期处置压力,又可以对不良资产实施精细化专业化处置。开展行司合作业务后,银行与资产管理公司之间从一次性的不良资产买卖关系转变为长期稳定的业务合作关系,从传统的不良资产交易对手上升到联系更为紧密的新型合作伙伴,真正实现行司双方互利共赢。

  强化内部部门协同。在银行不良资产处置实践中,往往会出现资产处置部门单打独斗的局面,这是“部门银行”在不良资产处置领域的反映,容易影响处置效果。笔者在工作中感到,必须积极协调资产处置、风险管理、信贷管理、授信执行、法律合规、各前台客户部门的不良资产管理职能,在行内形成管理处置不良资产的合力,建立前后台协同互补、部门间联动合作的不良资产处置机制,推动不良资产处置向纵深开展,实现资产处置回收价值的最大化。

  在部门协同的基础上,构建前期介入、中期诊断、后期评价的业务流程。适度前移关口,提前介入潜在风险资产,及时诊断风险状况,制定风险防控预案;对已出现事实风险的资产,要查明风险原因,判断风险程度,快速启动资产处置程序,尽可能地降低资产损失;对已完成处置的项目,要及时开展后评价,总结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强化线上线下一体化协同。近两年,“互联网+”模式逐渐被引入到不良资产处置领域,并出现了一些成功案例。总的来看,互联网平台在不良资产处置中可以发挥公开拍卖、撮合交易、信息咨询、数据服务、众筹投资等功能,实践也表明,线上处置可以扩大客户覆盖面,提高动销率和溢价率。但也要看到,目前在互联网不良资产处置过程中,线上仍然主要扮演渠道角色,基本功能是提供信息展示,线下处置的效果和收益仍然是关键与核心所在。因此,在推进不良资产处置互联网化的过程中,要注重线上线下协同,把互联网企业的线上技术优势与传统机构的线下处置优势结合起来,真正开辟一块金融新蓝海。

  与此同时,要在不良资产处置中积极引入数据挖掘技术。加快构建不良资产处置历史数据库和数据分析模型,运用数据统计、计量模型和信息技术等现代化手段,建立科学的不良资产分析评估和估值定价模型,以量化分析支撑不良资产诊断和管理。

 坚持“辩证思维”

  正确处理不良资产处置中的四个关系

  一是正确处理处置创新与风险管控的关系。不良资产处置本身是化解风险的,但如果管控不到位,也能引发次生风险。特别是处置创新会涉及新领域、新业务、新流程,有时缺乏相应的制度规范。如果把关不严、操作失当,不排除诱发新的风险的可能。银行必须确保创新实践始终在法制化轨道上运行,坚决纠正“一包了之、一转了之、一核了之”的简单化处置倾向,始终做到审慎、稳健、合规。比如,在债转股工作中,要严格落实债转股“黑名单”制度;应强化对债转股企业的财务杠杆约束,防止企业借机逃废债。再如,在对不良资产批量转让中,应做到不良资产“洁净出表”,杜绝任何形式的隐形回购协议。

  二是正确处理市场化处置与自主清收的关系。在批量转让、证券化、收益权转让等市场化处置方式下,可以实现快速“出表”,但银行损失较大。一般来讲,市场化快速处置方式的回收率要低于自主清收。因此,银行不能过分依赖市场化处置,而是要综合考虑不良管控和经营利润两个方面,在处置速度和处置收益上寻求最佳平衡点,立足自身清收,用好市场化处置方式,形成最佳的处置方式组合。

  三是正确处理存量化解与源头治理的关系。在着力“治已病”的同时,更加重视“治未病”,坚持标本兼治,从根本上治理不良资产并发症,守住银行资产质量的生命线。要特别注意重塑商业银行信贷文化和责任文化,责任决不能随不良资产处置而“一风吹”,必须做到道德风险和领导责任“两个不能放过”,切实发挥好警示惩戒作用。

  四是正确处理服务实体经济与维护金融债权的关系。银行处置不良资产不能只考虑自身利益,不能一味抽贷压贷,而是要从服务实体经济的大局出发,与企业一起想办法共渡难关,努力帮助那些基本面尚可的企业走出困境,发展壮大。但与此同时也要坚决守住底线,对各种形式的逃废债行为保持高度警惕,加强与金融同业、地方政府和监管部门的沟通协调,有效发挥金融债权人委员会作用,切实维护金融债权,保护存款人利益。

拓展阅读

充分发挥不良资产市场各方优势

共同推进供给侧改革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的工作目标,特别是把防范金融风险和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放到了更加重要的位置。

  伴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纵深推进,作为化解金融风险、帮助实体经济去杠杆的重要工具和手段,本轮不良资产处置呈现出新的特点。在法制化、市场化处置不良资产过程中,需要更多的社会资本和机构参与其中。国家审时度势,通过政策引导,推动形成了多元化不良资产处置市场的新格局。新形势下,对各参与主体而言,机遇与挑战并存,总体上机遇大于挑战,但挑战十分严峻,需要各方加强合作、功能互补,共同致力于化解金融风险、服务经济发展。其中,为应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出资成立的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简称“AMC”,包括: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和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更要立足主业,发挥17年专注不良资产经营的经验优势,积极参与本轮不良资产处置,加强与其他各方的合作,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出新的贡献。  

新一轮不良资产市场呈现的新特点

  当前,世界经济总需求增长乏力,主要发达经济体走势持续分化,全球经济复苏进程缓慢且不平衡,地缘政治不确定增强,风险因素正在累积。我国经济正处于“三期叠加”特定阶段,虽然金融体系资本和拨备充足,风险整体可控,但部分地区不良贷款规模仍呈上升趋势,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去杠杆还在推进中,不良资产市场呈相互交织、相互叠加的发展态势。

  新一轮不良资产市场呈现涉及范围扩大、处置难度增强、运作周期延长等特点,对不良资产的处置提出了更高要求。较上一轮不良资产是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付出的成本而言,新一轮不良资产则是由于我国经济金融资源出现错配、风险资产增加、信用环境恶化等因素所致。与之相对应,新一轮不良资产处置呈现三大特点:一是涉及范围扩大。上一轮不良资产主要集中于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本轮不良资产分布更为广泛、坏账债权人也更加多元。除涉及金融体系外,非银行金融机构和非金融企业的不良资产越来越多。二是处置难度加大。不同于上一轮的“政策性”坏账处置,本轮不良资产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产能过剩所致,包括金融债权、企业间三角债等金融和非金融不良资产。三是运作周期延长。上一轮不良资产处置处于经济上升周期,本轮则面临国际经济持续低迷、国内“L”型经济走势正在筑底的形势,不确定性强,风险因素多,运作周期也会因此拉长。

  因此,本轮不良资产处置的任务更加艰巨、时间更为紧迫、技术要求更高,这对参与机构的数量以及参与机构在不良资产处置的人才储备、技术水平、专业经验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标准。

多元化不良资产市场新格局已经形成

  作为上一轮不良资产处置市场的参与主体,四家AMC自成立以来,秉承“继承性、创新性、探索性”的发展理念,充分运用国家赋予的政策和手段,有效处置不良资产,实现了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对化解金融风险、支持国有企业和商业银行改革、维护金融体系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6年12月11日,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重庆时时彩(以下简称“中国长城资产”)挂牌成立,四家AMC股份制改革圆满收官,这标志着以不良资产经营为主业的AMC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新形势下,面对新一轮不良资产市场呈现的新特点,需要有更多的AMC和社会资本参与到不良资产处置中来,以提高不良资产市场的效率。国家审时度势,通过相应的政策引导,进一步丰富了不良资产市场的参与主体,推动形成了多元化的不良资产市场新格局。

  一是国家有关部门出台政策强化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不良资产经营的主业地位,规范了不良资产市场管理。为加快不良资产处置,有效化解金融风险,2016年国家有关部门出台系列文件,对不良资产收购业务、AMC监管指标体系、资产风险分类等工作做出了更加明确、具体的要求,进一步规范了不良资产市场管理,强化了不良资产收购业务的真实性、洁净性和整体性,有效促进了AMC加大不良资产收购和处置力度、调整业务结构、突出主业优势、提高资产质量;推动AMC建立更加科学合理的资产分类及评价标准,进一步推进市场化经营,确保规范管理、稳健发展;提高AMC信息披露的可信度,增强外部投资者信心,推动股改、引战、上市工作更顺畅开展。

  二是市场化债转股以及地方AMC“二胎”政策丰富了不良资产处置市场的参与主体。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做好“三去一降一补”工作的决策部署,国务院出台了市场化银行债权转股权的指导意见,明确了银行可以设立实施机构,以市场化、法制化方式开展债转股,消化银行不良债权。上一轮“政策性”债转股的参与主体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国有企业,资金主要来源于财政;本轮市场化债转股的参与主体更加多元,四千多家银行和金融机构都可参与,债转股的对象涉及国企、民企等多种所有制企业,随着多层次资本市场建立的持续深化、财富管理和资产管理业务的日益成熟,资金来源更加多元、供给更加充足。同时,允许有意愿的省级政府增设一家AMC,这意味着将有更多机构参与不良资产处置,并允许地方AMC以债务重组、对外转让等方式处置不良资产,对外转让的受让主体不受地域限制。

  截至目前,从不良资产处置主体来看,除了银行自身逐步消化外,以四家AMC、地方AMC、民营AMC、银行系子公司为主体的多元化不良资产处置市场的新格局正在形成。这意味着,不良资产处置市场由过去以四家AMC为主的单一格局转变为多元化市场主体充分竞争的新格局,有利于增强不良资产市场的活跃度、提高不良资产市场的交易效率、加快推进不良资产处置进程,从而更好地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机遇与挑战并存

机遇大于挑战

挑战十分严峻

  如上所述,较上一轮“政策性”的不良资产处置相比,新一轮的不良资产市场规模更大,给各参与主体带来了大量的业务机遇,但由于此轮不良资产的内涵和外延在扩大,债权人更加多元,处置的周期明显变长,处置的难度也在加大。综合来看,不良资产市场的各参与主体面临的机遇大于挑战,但挑战十分严峻。

  新格局中,不良资产市场处置主体大致可分为区域性、专业性和综合性三类,各类处置主体特点突出,需各方加强合作、功能互补,建立常态化合作机制,共同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出新的贡献。

  一是区域性不良资产处置主体以地方AMC和民营AMC为主。其中,地方AMC“本地化”优势明显,在同地方政府保持紧密关系、熟悉当地情况、协调处置地区产业群、提升产能过剩资产质量、化解地方债务风险等方面具有一定优势;作为独立法人,经营决策链条短,能快速拓展深入至基层和现场,更能适应市场化要求。但由于成立时间较短,业务产品和经营模式尚不稳定,相对于四家AMC而言,其在人才队伍、管理经验、资金来源等方面还存在差距。民营AMC创新意识较强,但在融资方式和成本、业务范围、享受相关优惠政策等方面还处于劣势。

  二是专业性不良资产处置主体以银行系子公司为主。较其他处置主体而言,银行更为熟悉企业的债务情况,通过市场化债转股产业基金、不良资产证券化、投贷联动等方式可提高银行整体不良资产处置水平,有效盘活问题贷款,有利于银行的估值修复。较债权转让给资产公司特别是具有金融“全牌照”的AMC而言,由银行直接处置自身债权,受限于专业手段和业务范围等因素,在最大限度实现不良资产处置价值方面还有一定提升空间。

  三是综合性不良资产处置主体以四家AMC为主。四家AMC培养和引进了一批既熟悉投资银行业务又熟悉商业银行业务的专业人才,在不良资产经营、管理、处置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独特的不良资产尽职调查体系和不良资产估值模型与方法,创新不良资产处置手段,专业优势突出,已发展成为具有银行、证券、基金、信托、保险、租赁等“全牌照”的金融控股集团,机构遍布全国各地,兼具“专业性”和“区域性”特点,在盘活存量资产、优化资源配置方面具有 “综合性”优势。

  以四家AMC与地方处置主体合作为例,前者可以将后者作为自身在地方上延伸业务的 “地线”,后者可将前者作为在全国开展业务的“天线”,天线地线的有机结合,有利于拓展不良资产处置的广度和深度。地方处置主体可通过合作方式处置四家AMC从全国收购的不良资产,四家AMC有效对接和整合优势资源,依托全牌照的综合金融服务手段,全方位提升不良资产的价值。最终,通过充分发挥各方的优势实现功能互补,减少不良资产市场交易费用,降低债务企业成本。此外,为了更好发挥各参与主体在不良资产处置中的积极作用,构建“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合作机制,可考虑由四家AMC牵头成立一个全国性的资产管理行业协会,规范不良资产市场管理,盘活存量资产,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共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四家AMC应继续发挥

不良资产处置主力军作用

  商业化转型以来,AMC的不良资产业务领域不断拓展,综合金融服务手段更加丰富,整合社会存量资源作用开始显现,已经成为中国金融体系中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四家AMC坚持“改制不改姓、改制不改向、改制不改志”,发挥资产收持、资产重组、资产流转和保理等功能,在深耕不良资产经营主业的基础上形成各具特色的业务模式和发展思路,在不良资产经营管理方面具备丰富的专业经验。

  其中,作为最后一家改制的AMC,中国长城资产以资产资源为基础、以资金资本为纽带、以投资投行为手段、以人才技术为核心、以集团协同为保障,继续探索转型改制后的差异化发展道路,一是寻求实现AMC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存在价值,发挥逆周期时的“金融稳定器”、顺周期时的“经济助推器”和跨周期时的“资源优化器”作用;二是寻求AMC独特的商业逻辑,即以盘活存量资产、优化经济结构、提升资产价值为特色;三是寻求AMC持续发展的业务模式,建立以不良资产收购、综合金融服务、并购重组业务为重点的“一体三翼”的业务体系,打造逆周期培育、顺周期提升、跨周期经营的“三期互补”的差异化、错落式、“东方不亮西方亮”的盈利模式。

  近年来,中国长城资产通过成功运作一批不良资产处置的经典案例,探索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不良资产并购重组业务模式,取得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可归纳为 “七圈”模式。针对一个具有价值提升潜力的不良资产,如庖丁解牛般,对其进行分解、分类,采取系统处置、有效盘活及投资投行手段加以整体运作。

  首先,处于原始状态的不良资产是第一个圈。在此圈内,按质量状况将资产分为优质资产和问题资产两个小圈。其次,按主业资产和副业资产对优质资产进行分离,形成优质资产圈中的两个小圈;按有效资产和无效资产对问题资产进行分离,形成问题资产圈中的两个小圈;最终,对优势主业资产和问题有效资产通过“逆周期培育、顺周期提升”实现跨周期的价值后,来弥补问题资产的损失,进而在实现社会效益的过程中获得不良资产经营的综合收益。

典型案例:“ST超日”和某央企重组项目

  以“ST超日”项目为例,作为国内公募债首例违约事件,“11超日债”受到境内外高度关注。中国长城资产通过破产重整一次性解决“ST超日”公司的巨额债务问题,同时引入财务投资者和产业重组方帮助企业恢复生产。不但使企业起死回生复牌上市,而且还获得了持续发展能力,并有效推进了我国光伏行业的资源整合和产业升级。超日公司股票价格由重组前的1.91元/股增长到复牌后的最高17.64元/股,涨幅达到823.6%。中国长城资产在项目运营过程中还切实履行了社会责任,保护了6000多户中小债民的权益,维护了社会稳定,实现了各方利益共赢。

  中国长城资产与某大型国有企业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将运用综合化金融服务手段,采取“七圈”模式,以不良债权收购为切入点,通过“基金介入——债务重组——资产重组——反向债转股(反向债转股是以转股为目的进行收购,先以承接债务为切入点,再择机将债权转股权)——借壳上市”对其实施一揽子重组,在大型企业集团并购重组领域形成新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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